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把“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确定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表达了国际社会对消除贫困的迫切期待。中国始终遵循并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南南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和平台，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减贫事业。在全球媒体传播中，贫困问题存在被不公正、不均衡报道的现象，阻碍了各国公众和各行动方对这一问题的理性认知，也影响了各国政府减贫政策的制定。中国坚持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目标，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建构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加大发展资源投入，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本文基于媒体的内容生产和话语表达，分析论述中国减贫报道模式以及话语表达创新，为建构中国特色减贫报道叙事模式提供借鉴。

贫困问题，作为一个科学的知识和话语体系，形成于20世纪初研究者对英国伦敦、 美国芝加哥等地的工人、移民、少数族裔社区居民生存状况的调查。20世纪20年代后期这些社会调查逐渐被美国联邦政府、工商业资本和战争驱动的科研取代，贫困问题由政治经济学中的工业资本主义问题被置换为社会心理学、文化学中社会混乱和文化滞后等问题，由对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的探究转变为关于穷人的特征和行为以及福利状况的叙事，由“消除贫困”问题转变为对工人阶级、少数族裔等进行系统性排斥的社会权力关系建构问题。西方媒体中的减贫话语成为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结构、阶级和特权关系的投射。

(一)个体化与制度化框架的内外“双标”

西方媒体在关于减贫的报道议程中广泛使用强调具体事件细节的情节框架，不以分析事件社会历史背景的主题框架来报道其国内贫困问题。通过这种方式，贫困被限定为存在于弱势群体中的偶发现象，贫困问题因此被个体化和边缘化，这样的报道缺乏对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背景和结构性因素的分析和问责。在西方媒体关于非洲贫困的报道中，鲜少提及造成其贫困的被殖民史、奴隶制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公平贸易等实质原因，反而将报道聚焦于地区性武装冲突、政治经济危机、人权和社会冲突等政府治理相关的方面。

(二)民族、性别与肤色交织建构的“他者”

西方媒体中常见的本国穷人形象通常包括：不道德的单身母亲、暴力的城市黑人、带来社会问题的外族移民等；白人贫困、农村贫困以及贫穷的工作群体等被有意淡化甚至不可见。这些描述所展现的是另类的、远离正常人生活的、不值得公众同情的穷人形象。一些西方媒体惯于把社会腐败、政府治理不力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描述为因果关系的叙事模式，而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侵略史、扩张史等造成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根源避而不谈，甚至否定穷人改善自身状况的主观能动性。

(三)弱化的政府责任与强化的对外干预

总体上看，西方媒体对其国内报道贫困议题时持个人责任论调，通过对援助有效性的争论和“不值得救助的穷人”形象等描述，削弱政府公共援助和救济在扶贫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例如，在对政府的福利法案进行讨论时，将报道重点放在援助成本和货币价值上，而不是放在提案本身有效性方面，即是否向穷人提供帮助要倚赖量化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结果。于是贫困问题由人权和社会公正问题被置换为缺乏人性的经济货币问题。

一些西方媒体在对国际贫困的报道中，将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问题置于“冲突—干预”的话语框架下，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在消除贫困方面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被消解甚至被遮蔽，而西方国家政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使用的“干预式扶贫”成为主导性国际扶贫话语模式。例如，在对非洲贫困的报道中，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投资被描述为积极的、对非洲有益的；而当中国与非洲进行合作时，这一行为则被描述为破坏非洲自主发展的“新殖民主义”等。此外，这些西方媒体中常见的国际扶贫叙事是通过西方非政府组织或个人捐助进行的人道主义“慈善式扶贫”。西方批评学者认为，尽管这些数额巨大的“慈善式扶贫”对缓解贫困状况有一定帮助，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这一模式将“给予援助”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唯一办法，忽略了全球在减贫问题上的不公正以及结构变革的必要性，也带来剥削和新的不平等问题。

事实充分证明，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开发式扶贫方针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鲜明特征。中国媒体正确、积极、全面传播中国共产党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报道中国发扬钉钉子精神、敢啃硬骨头的减贫实践；创新中国特色减贫话语表达，促进新报道范式的形成，在平衡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贫困报道话语霸权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贫困的成因：从社会与历史等维度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中国深度贫困地区多位于老少边区、基础设施落后、社会文明程度低、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滞后的区域。中国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将贫困原因归结为交通闭塞、生态恶劣、缺乏技术、天灾人祸等客观因素的报道占报道总量的约75%。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聚焦不同地区的具体贫困案例，如甘肃临夏“自然环境恶劣”、江西赣州“连片特困地区”等，报道各级政府实施的行之有效的精准扶贫措施和脱贫成效。

(二)被帮扶者的形象：知识和技术赋能下的现状改变者

我国媒体一直将“三农”报道和贫困报道作为重点工作内容之一，或开设专门的农业媒体或频道、“三农”专栏或板块，或在主要频段的新闻节目中固定时段播出涉农题材的报道。中国贫困群体在媒体中的整体形象是积极的、向上的。他们是减贫计划和项目中的被帮扶者，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学习运用者，个人和家庭境况的改变者，改造社会和生活的实践者，劳动成果和财富的收获者。他们对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心怀感激。这样的报道凸显了中国减贫是在政府领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社会共同行动，以及在减贫活动中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鱼水情深，互为主体的本质。

在国际减贫合作方面，主流媒体一方面对我国在减贫工作中的方法、经验及取得的成果进行立体多元的报道；另一方面聚焦我国对外扶贫的具体案例和项目，强调因地制宜的减贫方案、先进的技术、农业技能培训、科学的项目实施和管理方案为当地经济发展及贫困人口带来的切实改变。如中国提供培训和现场示范，与105个国家分享了菌草种植技术，帮助他们解决粮食问题和土地沙漠化问题。中国在津巴布韦培训家禽养殖技术使当地人“开阔眼界”， 他们由衷地感叹说“养家禽就像种钱生钱”。中国帮助阿根廷建设的南美最大的太阳能园区cauchari惠及16万户家庭，预计带来数亿美元的净利润，让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当地居民“学到很多东西”，能够操作专业的机电设备。在由中国能源公司支援的加纳最大的燃气发电厂工作的理查德说，自工厂运营起村里的道路重新铺设，电力恢复了，自己和工厂附近居民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中国媒体对国际减贫报道的视角平等、积极、乐观，对被帮扶者话语的引述表现出劳动者个人进步和生活改善的喜悦。

(三)扶贫主体和模式：多元主体参与的综合治理

中国扶贫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跨地区、跨行业、跨机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扶贫体系。中国减贫报道中的多元主体和治理贫困的多维措施，包括进行减贫政策制定和监督的政府部门，进行减贫项目实施的各级干部和专家，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减贫的国际组织、企业、投资商、民间组织、媒体、志愿者，以及努力奋斗摆脱贫困的群体自身，向世界证明中国减贫是全体动员、资源高效配置的“全国一盘棋”式的国家战略与社会行动。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聚力攻坚克难的根本保证。

在国际减贫和贫困治理中，中国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优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既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经济合作组织等机构进行合作，也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减贫项目与交流，或进行“三方合作”；在发挥国家行为体重要作用的同时，充分利用非国家行为体的机制和灵活手段。中国媒体对西方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减贫报道以引述为主，如实呈现这些机构的调查报告、发言中的消极视角，反映西方扶贫的“无效论”叙事。在报道发展中国家减贫状况，或与中国相关的双边或多边扶贫计划时，报道层次和主体多元，视角积极。如《泰国学习中国经验与贫困作斗争》、《快手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签署扶贫协议》等。研究可见，中国媒体对中国减贫经验的系统总结和在国际传播中的积极分享，不仅给许多想发展经济、过上富足生活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了成功的重要借鉴，也超越一些西方媒体“无效论”和“指责论”的话语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模式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让国际受众看到减贫的成效和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中国媒体积极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精准扶贫方略，客观分析造成贫困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聚焦对劳动者的技术和知识赋能，展现了多元主体参与减贫行动，促进减贫目标达成的叙事和话语表达。实践证明，中国媒体减贫话语体系的构建，可从中国减贫的生动实践和历史经验中进行理论总结和升华，促进中国减贫新闻学术和学科话语生成，同时要注重与国际话语体系的融通以及跨国新闻与媒体合作，从而使中国媒体减贫话语和知识体系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得到更好的回应与传播。

(一)构建国际化的中国媒体减贫话语体系

2021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号召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在减贫、抗疫、粮食安全、绿色发展等领域加强合作。中国媒体减贫报道可以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在国际和区域合作组织层面得到响应的国际发展和合作话语为主题和议程设置，进行中国关于减贫理念和概念的相应表述。

例如，围绕中国在全球减贫行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中国媒体可以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推动者”、南南扶贫合作框架和机制的“参与者”、全球减贫成就和贫困治理方案的“贡献者”等视角进行概念描述和角色建构。针对具体减贫合作项目和机制，如金砖国家减贫合作进行报道时，可以突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内涵，围绕绿色农业、农村发展、技能培训、数字经济等金砖国家间的重点发展项目和合作领域突出中国的参与和贡献。在中非减贫合作报道方面，可关注非盟《2063年议程》《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等非洲及中非双方共识性文件中的脱贫减贫议题和叙事，通过具体案例和举措的报道和剖析，讲好非洲减贫故事。通过中国媒体的减贫报道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所作出的切实努力，让各国民众理解和认同中国的减贫和发展经验。

(二)积极推动中国减贫新闻的学术化和学科化发展

作为社会话语的一种形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一种类型，媒介话语并不是独立于其他类型的社会话语或社会科学知识。西方媒体的贫困报道叙事与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等学科中有关贫困的知识和话语相依存，并借西方国家在语言、媒体布局、新闻学科建制、文化出版制度等方面的优势维护其全球话语霸权。因此，构建中国媒体减贫话语体系的策略和路径要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历史任务相结合，积极推动构建新闻传播学科中的减贫报道范式。

目前，中国学者对中国媒体的减贫报道进行了大量研究，从发展新闻学、建设性新闻学等角度阐述中国媒体减贫报道的特征，探讨扶贫报道记者的角色与作用等。总体来讲，学界和业界对中国减贫话语的分析多以实证层面为主，在理论总结和创新方面还有较大空间。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用波澜壮阔的脱贫减贫实践和伟大成果谱写了人类与贫困作斗争的宏伟篇章，中国媒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创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充满生机的减贫报道模式与话语。

(三)加强与国际媒体和机构合作，促进中国减贫报道理念和实践传播

长期以来，扶贫新闻报道始终是新闻媒体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中国主流媒体均开设专门的扶贫栏目或扶贫报道时段。2013年以来，大量主题鲜明、视角多维、内容多元的精准扶贫作品和报道，对精准扶贫起到良好的引领、帮扶和宣传作用，使中国的扶贫政策、扶贫方案和扶贫成就在国际社会取得良好反响。印度、南非、乌克兰、马来西亚、保加利亚、俄罗斯、塞内加尔、新加坡、蒙古国、西班牙等国的主流和重要媒体对中国巨大的脱贫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消除绝对贫困的中国经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当下，中国媒体应坚定自信，做好中国减贫报道理论、模式和经验的总结；加强与国际传媒机构合作，通过中非媒体合作论坛、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等多边媒体合作机制促进中国减贫报道理念和实践的国际传播。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新闻资源置换、新闻人才交流、新闻业务研讨、中外联合制作、媒体论坛和征稿、设置荣誉奖励、资助新闻出版等方式加强与世界各国媒体的交流，提升中国减贫报道新闻实践的普及度、新闻理论的影响力以及新闻资源的传播。许多发展中国家从中国基于自身情况和发展规律制定中国特色减贫脱贫方案的做法中得到借鉴和启迪。同样，中国媒体在减贫报道中以人民为中心，凝聚社会共识、促进共同行动、鼓励深度参与，最终服务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报道理念和报道模式，打破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惯常认知，是对全球减贫新闻报道框架的有益补充，也为致力摆脱贫困、寻求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一直以来，中国媒体坚持深度参与减贫，发挥着舆论引领、政策宣传、资源调配、价值引导等社会公共职能。在国际舆论环境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减贫的情况下，中国媒体理性分析和看待贫困成因，客观报道贫困状况，凝聚减贫意愿和共识，讲述世界各国携手努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人民通过智慧和勤劳摆脱贫困、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积极推动媒体叙事对贫困和减贫议题全面和理性的呈现和传播，促进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传播秩序形成。中国媒体积累了大量扶贫报道的宝贵经验，探索出独具特色的中国减贫话语， 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赞誉。

回首过去，中国在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在未来的传播实践中，中国媒体理应继续坚定自信，发挥优势，加强中国减贫话语的国际交流与传播，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故事，让人类减贫事业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谱写更伟大篇章。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中国传媒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教授；来源《国际传播》）